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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元时的“云南茶都”

云南高原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古滇国,在西汉时代就有部分地区成为中原的行政区,诸葛亮南征“平定夷越”后,又对云南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。但崇山峻岭和高原深谷把云南与中原隔得远如天涯,同样也阻断了群山中散居的各民族的联系。一直到了南诏国时期,云南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。南诏国通过东征西讨,建立了八大行政区:直辖区十赕区、永昌节度、银生节度(开南节度)、弄栋节度、宁北节度(剑川节度)、丽水节度、铁桥节度、拓东节度,其辖区已包括今天的云南省的大部分和东南亚一些地方。银生节度是当时南诏国的八大行政区之一,境内设有银生城(今景东县)、开南城(今景东文井)、威远城(今景谷县)、奉逸城(今宁洱县)、柳追和城(今镇沅县)、利润城(今勐腊易武)、送江川(今临沧)、朴赕(今南涧公郎)、羌浪川(今越南莱州)、林记川(今缅甸景栋)、大银孔(今泰国景迈)、通镫川(今墨江县)、河普川(今江城县)、邛鹅川(今澜沧县)、茫乃道(今西双版纳)等,治所设在银生城,就是现在的景东县城(开南节度时设在景东县文井镇开南村),它的行政区域包括今天的普洱市、西双版纳州全境、临沧市的部分地区以及越南、缅甸、泰国北部等地,银生城是唐时大理国滇西南的重镇。

樊绰来到云南,从南诏都城太和城到了银生城,考察云南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风俗,他徜徉在无量山哀牢山间、李仙江畔繁华的银生城里,走在繁茂的茶林里,看当地傣族、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茶、制茶、饮茶,写下前文所述的那段文字,记录下了一段几乎让人忘却的历史。

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”,云南茶主要产于以银生城为中心的无量山、哀牢山等群山之中,这是樊绰行历南诏之后给云南大叶茶生产范围做的准确解释。“散收、无采造法”,点明当地少数民族采制茶叶方法还十分简单,当时中原一带茶事鼎沸,采茶、制茶已十分讲究。陆羽说:“凡采茶在二月、三月、四月之间。茶之笋者,生烂石沃土,长四五寸,若薇蕨始抽,陵露采焉,茶之芽者,发于丛薄之上,有三枝、四枝、五枝者,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。其日有雨不采,晴有云不采”,接着又说:“晴,采之,蒸之,捣之,拍之,焙之,穿之,封之,茶之干矣”,饼茶的制作要经过采、蒸、拍、焙、穿、封七道工序,可谓制作精良。相比之下,樊绰认为银生茶确为“无采造法”。“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”。“蒙舍蛮”是南诏少数民族的泛称,也是银生城的统治者,这种以椒、姜、桂一同烹煮的饮茶习俗倒是如今白族“三道茶”的始祖。当时长安一带的饮茶风尚却大相径庭,要先炙茶,然后碾茶罗茶,制成茶粉,才投入沸水中煎煮。水又有讲究:“山水上,江水中,井水下”(《茶经》),煎饮十分繁复。至于放姜、葱、薄荷之类,陆羽认为不过是“沟渠间弃水耳”,是不堪一饮的。在银生城豪华的府邸里,当银生节度使传令婢女把一盏又香又麻又辣的醇茶倒进樊绰杯中,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该作何感想?

银生城之所以成为了滇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首先是取决于它的重要战略地位,银生往北可直通都城太和城,南可扼制西南诸夷,东西有无量山、哀牢山重山之险、三江之隔,实为战略咽喉之地。另外,据茶学专家和历史工作者的考证,更重要的是它是唐时云南茶的生产和集散转运中心,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茶都。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考证过,在《茶经评述》中说到:“银生城古址在今云南景东县,唐时南诏国的重镇,是与波斯、婆罗门等国进行贸易的地方。波斯即伊朗,婆罗门指古印度。茶叶把普洱、西双版纳、临沧这些“瘴疠之地”连在一起,把银生与大理紧紧连在一起,再和遥远的西藏、中原、国外连在了一起。

清朝的檀萃(1725~1806)在《滇海虞衡志》(1799)中说:“西蕃之用普茶,已自唐时”。藏族古谚中云:“加察热!加霞热!加梭热!”翻译为汉语就是:“茶是血!茶是肉!茶是生命!”。藏族“宁可三日无粮,不可一日无茶;一日无茶则滞,三日无茶则病”。自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(641)入藏之后,茶叶便成了藏族人必不可少的饮品,并形成了独特的饮用酥油茶的习惯。

然而西藏虽是茶叶消费大区,但却不产茶,那么唐时西藏的茶从何而来呢?专家认为:主要是与西藏山水相连的云南和四川,特别是云南。唐王朝为控制吐蕃,要求四川和云南限量销售茶叶给吐蕃,但南诏毕竟是一个自主政权,不同于四川,并曾与唐朝反目而与吐蕃结盟,云南茶当时就用人背马驮向大理、丽江、中甸、西藏大量输出。这条跨越崇山峻岭、高峡深谷、雪原丛林的路后来就成了最早开辟,最为著名,最为重要的一条茶马古道,成了维系青藏高原牧民生存的“维生素之路”。

当时的银生城周边大量出产好茶,这些大叶子茶因内含物质丰富,味苦而涩让樊绰喝不习惯,但对藏胞来说却是不可替代的佳品。银生节度及周边茶山的茶叶,源源不断地靠人背马驮运到了银生城,又由商贩用马帮运到大理,运到吐蕃的神川都督府,运到西藏。银生城成了滇藏茶马交易的中心。银生茶是南诏与吐蕃最重要的交易货物和政治砝码,银生茶能为南诏王带来大量的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澄澄的金子,茶还真是一棵能生银子的“摇钱树”呢,银生城的得名大约缘于此。银生城得名缘于茶,银生节度的设置也为了茶,当时银生节度所辖地方,威远、奉逸、柳追和、通镫川、河普川、邛鹅川、茫乃道,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,连成一片恰是今天的普洱市、西双版纳州及临沧市部分地区,恰恰与今天的普洱茶主产区重叠吻合。

作为银生茶的产地和集散中心,当时的银生城城墙高耸、城郭宽阔,城内街道宽敞,店铺林立,车水马龙,行人如织,一业兴而百业旺,茶叶生产和交易的兴盛带动了整个银生城的兴旺发达。

到了宋朝大理国后期,银生节度废置,但银生茶的影响却不衰减。南宋李石在《续博物志?卷七》中仍记述:“茶出银生诸山,采无时,杂椒、姜、桂烹而饮之”。李石的记录与樊绰惊人的相似。近来有人对樊绰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”提出质疑,认为樊绰没有到过银生,所述为道听途说,须知作为书记官的樊绰在云南生活多年,为写三万字的《蛮书》准备了多少年,查了多少资料,走了多少路,吃了多少苦,还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,我们还有理由怀疑他的敬业精神吗?如果樊绰所述不实,那么,时隔一个朝代的李石在修史时仍然作出同样的结论,恐怕就不能说是一个巧合了吧!樊李二人可是对云南茶记录最早的人。

元代李京在《云南志略诸夷风俗》中提出:“金齿百夷……交易五日一集,以毡、布、茶、盐互相贸易。”金齿百夷指的是滇西南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,元时景东军民府辖地也是傣族聚居区,宋元时期普洱一带的风土人情与唐时差异不大,茶叶生产仍然以银生(景东)为交易集散中心。时序更迭,岁月荏苒,历史舞台上不断更换着主角,唐标铁柱、宋挥玉斧、元跨革囊,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想南图霸业,直至元时才将云南行省划入版图,而云南茶却随着愈来愈深的马蹄印经年累月地输入藏区,并逐渐拓展形成新的纵横于茶区内外的茶马古道。

(文章来源:中国茶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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